老屋门前那条路

　　老屋门前有条小路，小得像一条蚯蚓，一条刚从地里蹿出来，活蹦乱跳，纤细而散发着土壤亮色的那种蚯蚓。它弯弯曲曲，田埂一样的质地，它是祖祖辈辈的脚印汇成的一条小路。
　　小路的西边，一排高峻的喜树，挺直着腰身，为小路站岗，间或夹杂几棵果树，结满了红的绿的圆果子；小路两旁绿草如茵，草丛中散落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，招引蝴蝶在野花上翩翩起舞。
　　小路的东边有棵高峻的酸枣树，一到夏季，哪怕是最热的天气，酸枣树上城市有很多长“鸣”不停的蝉儿，十几只甚至更多的蝉儿同步鸣叫，有时，我们会不寒而栗地屏住呵责吸，蹑手蹑脚地靠上前去，往往我们还没看出个子午卯酉来，“扑啦啦”一阵响，一群蝉儿向远方飞去，留给我们的是蝉儿分泌的废料，淋到我们的头上、脸上，合上浑身的汗水，让人凉飕飕的，我们起先是猛然一惊，转而互相嘲笑，甚至埋怨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捕到蝉儿呢？
　　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酸枣树就像一把巨伞，为我的童年遮风挡雨，但我最感兴趣的照旧树上那诱人的果实。站在树下就能看到树上密密麻麻的酸枣，一个个金灿灿亮晶晶的，这些李子般巨细的酸枣，或高或低的垂挂在树枝上，把酸枣树装扮得艳丽多姿！我经常仰着脖子，两眼睁得大大地，看得口水直流。出格是中午，大肠告小肠的我那把热情之火，在瞬间就熊熊燃烧起来，让我哧溜哧溜几下就爬了上去，肚皮让树皮搓得通红，甚至疼得呲牙咧嘴也不在意，坐在树杈上摘酸枣吃。几年下来，炼就了我崇高高贵的上树本事，让我偏向于树栖动物。
　　清晨，太阳像一个圆圆的大红灯笼吊挂在硕大的蓝色门框上，是那么的夺目，又是那么的新奇。站在小路上，头顶的酸枣树、脚下的小花小草在向阳的抚摸下，充满活力，微笑的脸上似乎还残留着淘气的泪珠。
　　薄暮，红日西沉，暑热稍褪，晚出的月亮爬上屋脊，我们就会习惯性地将洗好的竹床竹椅之类的乘凉器具搬出来，放在小路上，放在酸枣树下。在繁星满天的夜色中，人们在凉席上或坐或躺，随意地摇着芭蕉扇，驱赶边飞边嗡嗡叫着来凑热闹的蚊子，聊着轻松的话题，国度大事、村里新闻、另有各类马路动静，萤火虫在空中游弋，时明时暗。二哥开心起来会哼上几句怀旧的歌谣，五哥也许会来几句“蔡鸣凤在大街思前想后，想起来家园事珠泪交流，悔不应在家中吵嘴争斗……”之类的花鼓戏。母亲则摇着芭蕉扇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，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……在那文化糊口极其匮乏的年代，酸枣树和着那动听的故事不知陪伴我渡过几多美好的夜晚，让我在“月光文化”的影响和熏陶下慢慢地发展。
　　那时候，我最喜欢的照旧下雨天，僵硬的泥土一下子变得松软，小伙伴们披上塑料布，赤着脚从家里冲出来，汇聚到这条小路，有拿木棍的、有拿水瓢的、有拿铁锹的……在雨中，我们跑啊、追啊、笑啊。大人们坐在屋檐下，聊着自家的或别家的闲话，探讨本年的收成，偶尔有个婶婶放下手中的针线，向雨中早已酿成“三花脸”的孩子大吼：“你个臭崽子，刚给你换过衣服哪！”我们在原地稍停半晌后，随即又在雨中泛动开了。
　　下雨天，时常有路过小路的人跑到我家来躲雨，这时，母亲会仓猝号召客人坐下，递上毛巾，端上茶水，父亲也会舒张开眉头，简陋而有些暗黑的茅屋，马上有了生气。看着这些人和我母亲父亲打号召，然后说笑、聊天。听他们讲这讲那，我似懂非懂。有他们在，母亲和父亲的话也多了，脸上的笑容也多了。我但愿他们就一直这样待在我家，一直和我母亲父亲在一起聊，我但愿屋外的雨一直下，下的更大一些。
　　垂垂的，我发明父亲居然和我一样，也喜欢看小路上的“风光”。有时他倚在门边，有时和我坐在一起。他抽着旱烟，身子动也不动。从烟的缭绕中，我看见父亲的眼睛总是向前眯起，仿佛在看很远的处所，又仿佛在想什么工作。他曾指着小路对我说：“这条路是通广州的。”在我的脚步还没有迈出一座村庄的年月，父亲的话像是门缝里投进来的一线阳光，让我知道，门外另有一个世界，更宽博识大，更奥妙神奇。从此，我开始专注地凝望这条小路，我想，有一天，我必然要沿着这条小路，阅过路边层层叠叠的风光，去县城，上长沙，达到广州。
　　厥后，我上学了。每天，我走出家门，先沿着这条小路，再走上防洪堤，去堤上的小学念书。我开始有了老师，有了同学，有了课本，我从课本里慢慢地打开了外面的世界。
　　再厥后，我考取了县城里的高中。那年高考后，我真的远远地离开了我的村庄，去长沙读大学。然后是在广州事情，像春燕衔泥般地的筑巢垒窝。我知道，我顺着那条小路已经走得很远了，我已经离开我的村庄很远很远了。
　　垂垂的，我读懂了父子情，读懂了母子泪，读懂了门前那条小路……